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李公明
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继去年台版之后又有了大陆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再次掀起了张粉张迷的热情和议论。
从1963年至1994年，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一百一十八封信里主要谈谋职、出版、创作、翻译等问题，也倾诉了人情世故之叹、身体与精神状况等生活琐事。夏志清写在大多数信后的“按语”则兼作注释与评议。在书信中，张爱玲总是在谈论感冒、病痛，总是在询问文章出版、译文如何、稿酬怎样、申请资助、如何托人等等。这些事情在张爱玲写来，就有了特别的味道，真的是满纸“张腔”。精彩的，其实不是“腔”，而是她的思想和表达。如感悟生死，人所共有，但是在张爱玲信中却别有一种况味。听到夏济安的噩耗，她“非常震动”， “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17页）。又如，“我这些年来只对看得起我的人负疚，觉得太对不起人，这种痛苦在我是友谊的代价，也还是觉得值得”（34页）。人们常说张爱玲不懂做人，包括夏志清在“按语”中也时有表露，但是从张爱玲在信中常谈的人情世故来看，实非“不懂”，而是不愿而已。在夏、张的通信中，也有惺惺相惜的彼此欣赏。夏志清极为看重张爱玲对其《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那一章的评价，说她的评语“看来平淡无奇，其实是极高的赞同”（110页）。
在第六封信中，张爱玲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3页）这句话的上下语境、人事在这封信中看不清楚，夏志清的“按语”也没有谈及，但是他却抒发了自己的感慨：“爱玲所谓‘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其实我在哥大教书何尝不是如此，想尽可能多拆穿些传统中国的东洋镜。但我势孤力单，有什么用？不仅新儒家是热门，到了二十世纪末年，好像任何宗教的势力都在膨胀，‘五四’时期所提倡的那种批判精神倒反而算是过时的了。”（14页）张爱玲的小说常暴露中国人的弱点，这就是她所说的“我想拆穿的”。在西方人面前拆穿还是维护中国传统中的东洋镜，这是“五四”以后中国文人接触西方人的两种选择，大体上张爱玲与鲁迅是一路的。
虽然张爱玲自认为直到1950年代初，“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但是以后的她无法摆脱政治。到香港后，张爱玲在《赤地之恋》和《秧歌》中所描写农村干部的腐败、残酷斗争的趋势以及《秧歌》中的“王同志”在现实与原则之间的痛苦抉择等等。过去曾很赏识张爱玲的柯灵批判这两部作品的“致命伤在于虚假”。夏志清在“按语”中提到柯灵，说他曾经很赏识爱玲，被日本宪兵抓去幸赖胡兰成相救而脱险，但在“抗战胜利后，竟视爱玲为‘汉奸的女人’，加以轻薄，爱玲在《小团圆》里把他写成一个不念旧恩、乘人之危、占女人小便宜的小人。他二○○○年过世，《小团圆》迟至二○○九年才出书，他若在世看了此书，不知做何感想”（306-307页）。更有意思的是，《赤地之恋》在当年台湾也被禁止出版，夏志清在“按语”中说，“当年我也同爱玲一样，不知道《赤地之恋》这样一部彻底反共的小说竟为国民政府官方所不喜”（229页）。
虽然身居海外，张爱玲在六七十年代对大陆政治仍很关注。“这一向我在想写篇散文讲中共，离沪前有些印象，看来现在也还是那样，但是一直找不到个焦点。”（27页）另一信中说到Prof. Michael答应替她托几个人，“主要因为我对研究大陆太有兴趣，而且似对以前的中国太否定”（31页）。七十年代初她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参与一项研究计划，负责研究中共的“文革”语言；在1971至1972年，张爱玲完成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文革’的结束”的长文，另一篇是谈“知青下放”的短文。可惜的是，《“文革”的结束》至今下落未明，《知青下放》则未曾公开发表，否则对研究张爱玲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将是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夏志清说，由于“张在美国既非著名的中共专家，又非拥有英语读者的小说家，写了两篇冷门题目的文章实在帮不了她一点忙的”（170页）。虽然如此，但是张爱玲阅读时仍不忘政治。夏志清说，“一九七八年夏天，张爱玲对帝俄衰亡、苏联革命这段史实特别感到兴趣，我想因为她先读了Black Night, White Snow: Russias Revolutions 1905-1917这本刚出版的书。”（243页）
张爱玲对四十年代末以后离开大陆的人（她自己正是其中一员）似乎总有难以驱除的“难民”情结。说到Mrs.Goldman没再打电话来，她就觉得“中共问题专家最怕‘难民’，因为你的见闻如果可靠，为什么不写，不登出来？这种事我觉得勉强绝对没用，请你千万不要给她写信”（93页）。而当她知道夏志清的外甥来到美国读书，在信中第一句就说：“你救了外甥出来，可喜可贺。”（262页）其时已是1980年，夏志清在“按语”中说，大陆学生来美留学，“办手续已不太麻烦”（265页），与张爱玲的感受颇有差异。
有论者对夏志清的“按语”有“反客为主”的不满，甚至认为其叙述中不无自负、离题之语。依我之见，夏氏自有其评论家式的才情，若他把“按语”写成循规蹈矩的注释恐亦会令人失望。“按语”中时有对学界人物、著作的评述，虽然都很简短，但不无启发。他认为哈佛教授史华兹的确“非常出名”，但汉学训练不够，也很吃亏。普林斯顿教授牟复礼汉学根柢深厚，曾为史氏综论中国上古思想的一本大书写了一篇严正的长评，“读了不由我不叫好”（74页）。另外，也偶有提到他自己的研究著述。以前读过他的一篇题为《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演讲，深受启发，在他的“按语”中才知道该文在同行心目中是他的一篇代表作（69页）。略感意外的是，夏志清在“按语”中比较详细地谈论自己的婚姻、婚外感情生活：“婚后的情人就是陈若曦、於梨华毕和某编缉。其实我是很规矩的，女人不主动，我是不会去追的，现在这两位小说家不念我曾帮过她们忙，反用真名或化名来丑化我及我的妻子。……与其叫别人乱说，不如我自己真实道来，将来我会写篇文章谈我的感情生活。”（132页）这是否“离题”，或是题中应有之义，恐怕也是见仁见智。
夏志清在自序中说张爱玲的信大半写在洋葱纸（onion paper）上，多年来洁白如旧，折缝的地方也不会破裂。在网上一查，才知道洋葱纸因其薄、韧、半透明，表面又有均匀细小的褶皱而得名，还有着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书写手感——钢笔写上去有清脆的沙沙声，书写扶纸的手也会被它舒适地托着。估计张爱玲也是因这份手感而钟爱洋葱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