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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修养》／蔡元培／中国长安出版社（本馆索书号：B825/119、C955.2/28）
朱永新（新教育实验运动领袖、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前苏州市副市长）
相比陶行知而言，蔡元培先生对于近现代中国教育做出的贡献，我们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其实，无论是1912年他担任教育总长期间，还是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对于那个时代以及此后的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
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先生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主张废科设系、教授治校，为中国引入了现代大学的理念与精神。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而蔡元培先生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的贡献，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其实，尽管左右半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他领导和组织了对于封建教育的改革，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做了大量工作。他明确提出了国民教育的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养成他们健全的人格。而健全人格的教育，应该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个部分，并且以此来取代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中军国民教育是指军事教育与体育，实利主义教育是指以实用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智育，世界观教育是指让人们具有远大理想与高深见解的哲理教育。五育之中，蔡元培先生特别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固然可以强兵，但是兵强以后“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实利主义教育固然可以富国，但是国富以后“不免智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
为了推广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先生还亲自编写了《中学修身教科书》和《华工学校讲义》，一本是面向学生的公民道德课本，一本是面向大众的公民道德读本，两本教材内容既系统严谨又通俗易懂，融合了中华传统修身与西方现代公民教育的优点，对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社会大众形成正确的公民道德观念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公开出版后很快多次再版，其中不少篇章还多次收入全国通行的语文教科书里。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蔡元培先生的时代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都处于社会转型的时期，道德重建的时期。无论是刚刚发生的河北三鹿集团的食品安全事件，还是不久前发生的山西尾矿库溃坝事件，甚至是远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道德危机的体现。和所有快速崛起的时代一样，我们面临着精神道德体系和共同价值观崩溃的危险，这远比溃坝更为可怕。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加强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教育，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最近几年，我和我的新教育同仁们，为此做了一些小小的努力。我们在新教育实验学校开展“晨颂、午读、暮省”的儿童生活方式，推进“让我们学会吃放”、“让我们不闯红灯”等新教育每月一事，引导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去年，我选编了《改变，从阅读开始——重塑心的文化》，也是希望为新教育实验的老师们提供一个道德教育的读本。我们一直也在努力寻找好的学生道德教育课本和公民道德教育读本。
现在，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这本《中国人的修养》多少实现了我的心愿。尤其是《中学修身教科书》，从修己、家族、社会、国家、职业、良心、理想、道德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如何处理个人与自己、家庭、社会、国家、工作、未来的关系，文字娓娓道来，道理明了深刻。如在“修己”的篇章中，蔡元培告诉青年人如何进行体育运动，保持健康体魄；如何形成良好习惯；如何养成勤勉、自制、勇敢的个性；如何修德修学；如何从师交友等，像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叙述，一个师长对学生的谈心，没有我们许多教科书的“说教”色彩。
蔡元培之后，打着同类旗号的书籍不可胜数，但真正适合大众的国民道德读本却寥若晨星。本来一般国民，在中小学时期的“道德”课程里，就应该养成正确的公民道德观，但我国近几十年来的学校道德教育，一直比较片面和空洞，缺乏实质性的正面影响，延误了不只一代的青年人。因此，蔡先生当时的主张放在当下，对于大众来说，仍深具“补课”的价值；对于一些苦于学校道德修养课程枯燥乏味的学子来说，亦不妨将此书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方案。
总之，中国工人出版社重新策划出版蔡元培先生的这部作品，既切合当下普通大众的个人需要，对于我们现在努力创建成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