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清帝国陷入了黑暗的渊薮，而那些在文化冲撞中沉淀的痛苦，将持续整整一个世纪。

      面对纷乱得无以复加的历史时刻，作家杨志军把目光投向了一场以经济侵略和信仰征服为目的的入侵战争，抵抗者在军事上毫无悬念地失败了，那些悲壮而顽强的抵抗，似乎也没有在动荡变乱的20世纪中国史上留下太过鲜明的痕迹。它悄然而来，战线曲折、进展缓慢，它是一场工业文明对农耕时代的征服，是一次机枪大炮对火绳枪飞蝗石的胜利，它和其他战争一样，有其酷烈的面容和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角力。但这场战争在绝对的实力差距下，没有见证入侵者的辉煌，却用它悄无声息的结束消融了征服者的勇气和力量。

      这就是“西藏的战争”。

       历史上，这场入侵战争始于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随后装备精良的英国十字军穿越春丕山谷、曲眉仙郭、夺取江孜、占领拉萨，前后断续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小说中将这段历史浓缩成一场完整而连绵不绝的对抗，从抱着传道信念的达思牧师潜入藏区开始，到胜利后黯然离开的英国军队结束，描写了流光溢彩的两个共生共融的世界。

       一个世界，带着严肃的命定劫数，铁青灰暗，严酷无情，是现实中风雨飘摇的清帝国，一个残破到要封疆大吏泣血斡旋、献子成仁、断指明志的政权，各种势力在异教与信仰、洋魔与藏民、实力与权谋、获得与失去中殊死争夺。在西藏政权高层内部，三大寺四大林之间冷眼相向，摄政佛和噶厦政府之间相互制衡，地方庄园间暗中角力。与此同时，面对侵略消息的到来，摄政佛九世迪牧活佛被迫出关，投入政治斗争的漩涡，驻藏大臣文硕不愿苟且媾和，不顾清廷敕令，力主抗争。十三世神王（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战时政治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发展壮大，在坚决抗英的同时也严酷地对待着自己的政敌。

      这个宏观的世界忽略了个体生命的存在，曾经的保护者清政府对英国政府全面妥协、与西藏政府相互博弈，僧侣和藏民们为了抗击侵略走上战场，鲜血染红了雪域高原，信奉弱肉强食的大英麦高丽将军打着保存人类珍宝的旗号，忙于血与火的征服，忙于将藏区各处的珍宝运回大英帝国……

      另一个世界，则带着点滑稽的宿命色彩，温暖斑斓，轻盈通透。无论现实如何腥风血雨，则充满了慰藉与同情，奇迹与天国，体谅与温度，迷茫与证得，这一个世界里，不识字的西甲喇嘛可以通神，像古希腊可以唱诗的游吟诗人，吟出荡人心魄的经文，成为血战中理想统帅的化身。交战双方，雄壮的陀陀喇嘛和强悍的英军上尉并无不同，他们一同被爱与美好征服。面对西藏的仙女桑竹，不管她是否被战争玷污，西甲心中的桑竹重过整个西藏，容鹤心里的桑竹可以让他抛弃大英帝国。而上帝和佛祖在风景如画的山川大地间同台显示神迹，他们的信徒于是获得了各自远远不绝的精神力量。这里，死亡消解了凄厉和悲壮，转化为超脱自然的悲伤。一花一木、一刀一枪，同族异族，都作为神灵烛照下的生命，自然消长，归入轮回。一切悲伤和茫然终将远去，就像历史也将抛弃胜负、血光。

      英军千里跋涉、藏民拼死抵抗，在权力的王座上，蓝眼睛高鼻子和黄皮肤黑头发一样杀伐决断，但对于西甲喇嘛、桑竹姑娘、容鹤中尉、驻藏大臣文硕、达思牧师、甚至作为个人存在的迪牧活佛们而言，精神与灵魂的从容已经超越了冷酷的现实时空。

      也许正是看穿了现实的严酷和信仰的瑰丽，小说塑造了虚空王莎格迅这一角色，他承担着西方的耶稣精义来到未知之地、又在艰苦的修行中承担了雪域的禅义佛光，对于虚空王来说，这一场战争既是真实存在着的，又是虚幻缥缈着的，当耶稣传道士化成佛教的圣者，总是有追寻者期待东方西方两个太阳同时升起。

       对宏大历史与隐秘心灵的双重叙述，让小说具有了开阔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当硝烟散去、呐喊渐远，狂喜和悲愤都归于平静，只有现实主义的冰冷和神秘主义的温热在文字中相互缠绕。

      历史的长河不绝如缕，在欲望的边界之外，杀伐的血雾犹如亘古的蒙昧迷上了披金戴银的圣者之瞳，而在信仰的界限之内，流浪的灵魂都证得正果，寻找到了永恒的安息之所。

      百年之后，故事终结于作者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对迪牧活佛《天国法音》的凝望，这是“觉醒的种子”、也是“最后的对话”。当然，谁也不知道它的内容。因为和作者一样，我们也还都在漫长的人生之路上跋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