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是中国第一位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的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少年中国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爱国救国的思想和主张更受后人景仰，被史学家所推崇和研究。
近日，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一书，作者果迟，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以历史题材为主，曾写过《左宗棠》《李鸿章》《晚清风云》《武则天》《林则徐》等书，约400万字。《梁启超》是他的又一部力作，全书分为二十一个章节，46万字。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梁启超波澜壮阔的人生及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情怀，梁启超不但在作品中深刻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呼唤变法自强，而且身体力行地投身其中，为祖国的发展和进步殚精竭虑、死而后己。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他和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他说：“这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是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救国。”该书自始自终都是围绕这个宗旨而写。
该书的前几部分，主要讲述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3年，虽身处异国，万般困窘，仍心系朝廷，不忘大清，并积极投身救国救亡中。他的爱国思想首先体现在推行宪政上。清朝末年，外忧内患，民族危机深重，面对严峻形势，中国向何处走，成了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大难题。年轻的梁启超力主变法维新，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与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轰轰烈烈的变法失败了，“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他万般无奈逃亡日本。逃亡日本的他，看到欧美各国日益强盛，连小小的日本也走到前面，深感中国再不觉醒，就要亡国了。为了寻求救国道路，他办报、讲学，研读欧美政治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华盛顿等等都涉猎到了，从中悟出一定的道理，然后写成文章，把自己的爱国救国思想充分体现文章中。他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写道：“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他的文章酣畅淋漓，把“天下兴亡，皆在我中国少年的奋发有为”作为全文宗旨，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其目的是提振士气。梁启超还提出对人才的培养，说：“没有人才，同样落后于他人，同样为列强所鄙视，青年人才走向社会，凡事切忌空谈，要切实去干，只要自己认定了目标，拿定了主意，随别人怎么说也不要动摇。”他鼓励留学生回国效力时说：“清朝如同‘旧宅’，在外的学子回国，成为新的‘檀子’和‘椽子’，挑大梁，做门柱，那‘旧宅’就改造过来，既能减少流血牺牲，又能振兴中华。”
梁启超的爱国救国思想还体现在对提高国民素质的培养与呼吁上，当他看到八国联军攻陷京师，很少有百姓出而死战，甚至有人对联军歌功颂德，有人神情麻木地围观八国联军处死义和团的首领；看到一些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日本人一道感受战胜国的喜悦，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因这场战争无端遭受兵燹之苦；看到台湾被割了，有些人无动于衷，事不关己。等等。这些情景，让他深感痛苦，他不禁发出这样的呐喊：“这就是我们的国民啊！这是数千年来的惯性所致，认为国家大事从来就是肉食者谋之，我何与焉？无所谓亡国之灾，无所谓瓜分之祸，异族入侵，山河变色，于他们来说，照常吃饱饭、睡大觉。在这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中，为什么我们的人民麻木不仁？这样的国民能不被淘汰吗？没有公德心的国民只会当亡国奴，不可能挺立于世界。中国当务之急是改变这种不负责任、缺乏公德心的国民，使其从一个封建臣民逐步改造成共和国国民，予强权以制约，予百姓以启蒙，上下都改变，中国才有希望。”他的话词严义正、掷地有声，在海内外华侨中产生强烈的反响。为了进一步唤醒民众，他每天写三至五千字，著《新民说》书，筹办《新民丛报》。他在报纸创刊宗旨上写道：“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失，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教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他还在《论公德》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的弊病：“因为社会分配的不公平，不劳而获甚至可致富的现象存在，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理想的‘新民’，首先具备国家主义思想。”他的文章吸引了许多忧心国事的留学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救国救亡运动中。梁启超的这些思想、认识和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是积极的，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
该书还写到梁启超从保皇派向革命派、民主派的人生转变，梁启超到美洲等地考察后，认真比较了君主之国的民主与民主之国的公民有什么不同后，思想转向寻求真正的救国道路。他深刻分析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内忧外患，是因为制度造成的，罪魁祸首是独裁，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兴民权”，在大清国推行宪政，皇权得服从宪法，不能为所欲为，皇帝的权力受到限制，百姓权利有保障了，就能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强大。他办的《清议报》，其宗旨就是：“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并给自己取笔名“哀时客”，积极宣传维新思想。他在《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中写道：“立宪是挽救大清行将灭亡的良方。”他的文章中，不再倡言保皇了，忠君颂圣词没有了，不断出现鼓吹革命和宣扬自由平等的文字。他说：“我坚决反对专制，我们所主张的虚君共和，就是皇帝不再是朕躬独断的天子，而是一个普通公民，必须守法，中华几千年帝制，民众习惯做一个臣民，国有大事，听由皇帝说了算，而一旦行宪，人人参与国政，群策群力，利用手中选票，决定自己的代言人，这于民众，无异于平地飞升。”虽然他的行为受到老师康有为的屡屡痛骂，但他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说：“当今世界，确实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我辈若不思进步，便要退步，无论做事也好，做学问也罢，都是如此。我那老师若死守保皇之说，可真要被这个时代抛弃了。”为促使清王朝尽快走君主立宪之路，他筹办政闻社，其纲领就是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政府。在以他为首的民主派的推动下，各省咨议局开始筹备，清王朝也终于下达了行宪的诏书，这对于几千年的帝制来说，如同钢板撬开一条缝隙，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好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思想是进步的，与时俱进的，这种思想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作者在书中对梁启超的刻画是丰满的，有骨性的，梁启超不仅仅是一个读书人，还是一位英雄，他不愿随波逐流、宁折不弯的气概，更让人佩服。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得到国内形势大变的消息，毅然剪去辫子，回国参与建设。原本与袁世凯有隔阂的他捐弃前嫌，推心置腹地游说袁世凯：“国家处此多事之秋，国家的安定为头等大事，应速开国会，颁布宪法，推行虚君共和制，开放党禁，这样才不致爆发全面内战，才能巩固京师，稳定人心。”他还在《新中国建国大纲》中写道：“提高国民素质，共同建设新中国，无论民生主义还是民权主义，只要国家安定了，外患消除了，国民素质提高了，什么主义都不妨在中国推行。”他用充满感情的话语，对国家的前途，提出了诸多设想。然而，当他得知袁世凯要取缔国民党和图谋称帝的消息，立即警告说：“一旦解散国民党，就达不到法定人数，等于瘫痪了国会，国会为民意机关，代万民立言，大总统若随意解散，将无法向天下人交代，若国会不存，何能称民国？又何能称民主？在我们中国，没有一个人不想当皇帝，而历史证明，最令人动心、最著诱惑的事，往往最不能做，就梁某本人而言，一生盼望的就是民主宪政，不希望自己的希望变成失望。”并挥毫写下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表明自己坚决反对的立场，文中说：“冢骨﹙袁世凯﹚一意孤行，是可忍，孰不可忍！除非天夺我笔，不然，文章是不能不写！”随后，他鼓励学生蔡锷举事，说：“起兵申讨，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责任。”他本人也毅然赴两广，负责策动两广的起义。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羞愤成疾而死后，军阀混战，神州大地烽烟四起，祸乱之源不绝于缕，接着，又上演了张勋复辟的丑剧。对此，梁启超很气愤地起草了《讨张勋檄》，指出张勋继袁世凯之后的所作所为，逆时代潮流而动，是开历史的倒车，他一度追随段祺瑞，打垮了张勋的复辟。
该书几乎每一部分都写到梁启超把文章作为宣传工具，以实现祖国富强为己任。他说：“人生天地间，各有责任，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者。”比如在对德宣战上，他一连写出好几篇文章，说中国参战的必须，意在提醒国人，不能因国弱而置身国际事务之外，错失良机，只能让国际社会更加藐视中国，百余年来，中国处于被宰割的地位，被迫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此番若积极参战，能改变外交被动的局面，争得在国际事务的发言权。然而，在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他屡起屡蹶，最后深感书生力弱，无力改变那种混乱的局面。于是，他对子女们说：“真的厌倦政治了，就早早地退步抽身，立德、立言，同样不朽，潜心治学，著书明道，不也是大丈夫所向往的吗？”随后，退出政坛的他，将自己的后半生交与文化教育事业，最终成为有大成就的学者。
全书结构完整，思路清晰，以流畅的笔法写出梁启超“褒贬不计，功过有天，但问耕耘，莫问收获”的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及日月可鉴的赤胆忠心。他那不负今日的人生写照，将如璀璨的星辰永耀中华星空，激励后人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也是《梁启超》一书的价值之所在。